来源: 北晚新视觉

小堡村是宋庄的核心，开车穿过一个画框造型的大门楼，就进入了小堡最繁华的街道。正值第八届宋庄艺术节，道路一侧是临时搭建的露天画廊，将油画作品放置露 天街市展览是宋庄艺术节的一大特色。仅仅在十年前，在这里搞画展还是被禁止的。那时，村里没有一家画廊、一所美术馆，以至于首届宋庄艺术节，上千幅油画无处可展，只能暴晒街头。

　　宋庄画家村是如何形成的？如今广为流传的说法，是缘起于圆明园画家村被驱散，其实事实与此略有出入。

　　20世纪90年代初，一批走出体制的外省艺术家开始聚集在圆明园，这群“三无画家”(无户口、无公职、无家庭)对自己的流浪处境毫不在乎，以每天填饱肚子后能画画为满足，逐渐形成了“圆明园画家村”。

　　那时的中国还没有完全从过去的计划经济中解放出来，打破铁饭碗，仍被视为“另类”与“异己”，尤其是摆脱户籍制度的管束，从外省流浪到北京，更是被视为社 会的不安定因素，受到体制的排斥与挤压。不过，也正是因为圆明园画家的这种自我放逐的色彩，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通州师范学校的美术老师张惠平就是受这种 自由创作气氛的感召，与这些外省艺术家一起成了圆明园的自由画家。

　　1993年以后，圆明园画家村逐渐为外界所知，因其生活方式的独特而招来不少媒体的关注，这给一些安于创作且经济状况有所改善的艺术家，比如方力钧、岳敏君、杨少斌、王音等人带来了不少麻烦。那时候，方力钧等人都在张惠平的院子搭伙吃饭。他们就是在吃饭的时候，议论起这种不堪忍受的喧闹和干扰，于是在 1994年考虑撤离圆明园，找一个更加僻静的地方。

　　新的去向自然就落在了熟悉北京地形的张惠平身上。方力钧、岳敏君、张惠平和王音等人在一起商量的结果是准备向东迁徙，转到北京东郊的通县（1997年改为 通州区）发展。这是因为张惠平曾在通州师范教过书，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张惠平的学生靳国旺就是宋庄镇小堡村人，靳国旺告诉张惠平，小堡村的许多农民都 进城了，留下了不少闲置房。1994年，方力钧、岳敏君、张惠平和刘炜等人入驻宋庄，“宋庄画家村”就此拉开了历史的帷幕。

　　当时拍板接受这些艺术家的，就是小堡村的村书记崔大柏。在艺术家们眼里，崔大柏是小堡村少有的明白人之一。他当村书记以前是方圆有名的泥瓦匠、房木匠，31岁那年，崔大柏是被从盖房的工地拽回来上任的。

　　对于行为怪异且处境艰难的“画家”，崔大柏另眼相看。谈起当年的做法，崔大柏说动机很简单，当时，小堡是宋庄最穷、最破的村子，“一亩地收益200多块钱，小堡村1500多口人，2200多亩地，一人合一亩半地，农民辛苦耕种一年，收入300块钱。”

　　在宋庄一带，村民的老宅子面积通常都很大，绝大多数都是老先人留下的，多则一亩多，少则七、八分，村里有一半房子闲置着。崔大柏说，卖房给外来的艺术家， 比村里互相交换的价钱要高上一倍到两倍。1994年时，几千元就可以买下一个300平米5间房的农家小院。而这笔钱对当地农户来说，着实是个不小的数目。 许多宋庄的农民们看到了致富的前景，纷纷向画家转让自己多余的院落。“村里也提一部分管理费，村里也穷啊。”

　　对于卖房，崔大柏的还有个朴素的想法，“他们毕竟的文化人，住在农民家里，当地的孩子耳濡目染的，会提高文化素质。”然而艺术家们的怪异装扮引来了村里人的非议，不少村民问崔大柏，难不成这艺术家就这样？崔大柏安抚大家：等等，再等等。

　　等来的是有关部门的指示，进驻了十几位画家之后，小堡村被要求禁止卖房给画家，不能给画家办“暂住证”，有关方面甚至提出过“赶画家走人”的建议。

　　顶着压力，崔大柏让艺术家在小堡村呆了下来。“艺术家能给农民房租，我给不了。这些房子空也是空着，不让老百姓拿自家的房子赚点钱，这脑子肯定有毛病！”在今天看来，崔大柏就是一个依照常识做事的农民，可放回那个年代，这份常识却需要不同常人的“胆识”。

　　据崔大柏说，2007年在通州区委302会议室，九个局长和颜悦色地和他开会，问他发展文化产业需要什么样的政策支持。但在十年前的1997年，同是这个会议室，同是九大部门的九大局长，却是面若冰霜地要他写保证书：保证艺术家不会出事……

　　已经买房的艺术家依然住着，村委会指示村民，把空闲的房子租给陆续进驻的艺术家。在小堡村，所有人家都将院子改造成了子母院，农户家住一套、另外租给画家一套。

　　从1998年开始，派出所通知可以给画家办“暂住证”了，崔大柏长长出了一口气。“那些年，小堡就这么坑坑坎坎过来的。”

　　本文来源：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网  记者：邱伟 文 罗巍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