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鹏（德国海德堡大学艺术史博士生）

春节期间至今，艺术界里出了个《功甫帖》论争，也失去了几位艺术界的重要人士，不免让人徒生哀伤。其中最令人唏嘘的要算艺术史家苏立文教授和高居翰先生了。

许多人可能会对艺术家的寿命是否有某种规律感兴趣，一方面我们可以举出很多艺术家高寿的例子，来证明绘画是一件多么修身养性延年益寿的事情，例如以93岁高龄去世的齐白石。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来验证艺术是一件瞬间燃烧生命的事情，例如37岁开枪自杀的梵高。也许有人会依此得出结论：中国绘画家延年益寿，西方绘画家英年早逝，但是我们也能很容易的找出反例，例如毕加索活了92岁，而徐悲鸿只活了58岁。于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生命的长度和厚度之间好像还没有什么固定的比例关系。

如果我们无法控制生命的长度，那么艺术家的艺术生命靠什么来加以延续呢？这个问题我们似乎也找不出什么规律：许多艺术家生前寂寂无名，死后却声名显赫，例如之前提到的梵高。有些艺术家则享尽荣华富贵，却难以获得身后美名，例如现在数量众多的“协会大师”们。我们分析那些青史留名的艺术家们的成名之路，发现他们总少不了艺术史家的身影。文艺复兴的辉煌被铭记下来我们要感谢写下了《名人录》的瓦萨里，文艺复兴三杰和同时代的大师被纪录了下来。南朝人谢赫在《古画品录》中对早先和同期的艺术家加以品评，将27位艺术家分出了六等，尽管我们已经难以看到这些艺术家的真迹，但他们也算得以名垂史册。

年前去世的苏立文教授和年后去世的高居翰教授在十分清寡的环境下，致力研究东亚艺术史，其难度不亚于让瓦萨里写作《古画品录》和让谢赫写作《名人传》。那些被书写的艺术家们的艺术生命，或多或少正是被这些艺术史家们所不断延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