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人民网

 　　一个突出的画家，在材料的应用上也一定是突出的。

　　不同材料的倾向性应用，往往会造就不同的艺术风格；一个新的绘画风格的形成也往往是从新材料的应用开始的。且不说王希孟的重彩山水让人惊鸿一瞥，便永世难忘；就说白石老人，他将大红与重墨的结合就赫然彪炳出了鲜明的齐氏之风；张大千把日本画及藏传佛教画的材料引入中国画，也使得其作品顿生崭新气象……

中国画可以骄傲地认为“墨分五色，以最为简单的笔墨便足以表现万物”。关于斯，从情感与哲学层面上是讲得通的，起码也是文化上应持的态度，但这并不应该成为否定其它绘画材料的依据，更不应该成为画家墨守成规的借口。当然，过分排他也是有背于中国文化的包容性的。至少，不同色泽、不同质感的材料，会给人以不同的心理感受，这是不争的事实，任何视而不见只是自欺欺人罢了！绘画是画家情感与精神表达的载体，而绘画的载体却是材料。画家手上的材料，事实上已经脱离了其物质性，它应是属于精神层面的东西。再说，水墨的应用，早已被古人登峰造极了，留给我们的恐怕只有膜拜的机会了。即便是黄宾虹老人这样的集大成者，对新材料也采取了拿来主义，关于这一点，我过去曾有过专门叙述，此处不赘。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画家已不该只是拘泥于笔墨的旧式文人，他们应有更为开阔的视野、具备更为多元的创作手段，要做到国际化。所谓中国画的概念，应该只是关于文化基因的，而不是看画家用了什么材料。打破这层藩篱，当下中国画家所面临的路才可能宽阔。相反，那些拒绝一切新元素的所谓维护传统的极端做法，恰恰是在把中国画推向穷途末路！因为，没有新陈代谢的文化只能是僵尸！画家也不要错误地认为，别人都是顽固不化的“老监生”，要知道，人们会因为你的创新而兴奋，他们将以极大的热情回报你的探索。在这一点上，笔者就是幸运的见证人。过去的几年里，我把矿物及金属，甚至将印度妇女化妆的材料用到自己的创作中，当我小心翼翼地把这批作品拿出来时，一下子得到了普遍的好评，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马上出版了它们；中国画学术专刊《国画家》更把它们发表在封面上。

其实，笔者在新材料的应用上也没有采取离谱的做法。首先，我用传统的笔墨加现代的构成，画出想要表现的主体，进而根据立意施以泼彩、泼金与撒金，局部再采取破墨、破色与积墨、积色，直至达到想要的效果为止；最后，再给作品制作一个恰当的标题，如是而已。我认为，画家只要坚守住文化的阵地即可，至于用什么材料应该是自由的。

新材料的应用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是画家用现有的材料不足以抒发胸中块垒时的不得已。为新而新是低级的、造作的。画家应对画面的新内容、新效果有所预见，无的放矢的材料试验则难免会肤浅，或走向另一极端。多年前，我就听说有人要革宣纸的命，可到今天，我们很欣慰地看到宣纸依然健在，而那位“革命家”可能已被宣纸给革命了，和材料过不去的做法总难免让人想起堂吉诃德！材料，要在适当的时候，被适当的画家拿来用到适当的地方，才能产生适当的效果，材料的问题最终还得通过文化的途径来解决。